“重建”故乡叙事,一个民间摄影奖的10年寻路_
车载音响里演奏着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序曲》，汽车在乡村公路上行驶。路的左边是稻谷收割后金黄的田地，路的右边散落着民居。车速不快，林炫臻不时透过窗户观察这些房屋。
他要寻找朝鲜族传统的草房子，泥巴墙，木格窗户，稻草层铺的屋顶，看起来单薄又温暖。如今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乡村，草房越来越少，很多腐烂倒塌了。找到心仪的房子后，他从车的后备箱中搬出道具，布置到屋内屋外……
灵魂道具是几朵金达莱花，那是他捡来的，原本是政府一次盛大庆祝会的装饰物。金达莱花是延边州的州花，也是朝鲜族精神的象征。林炫臻94岁的母亲，小名就叫金达莱，她跟儿子来到各处精心挑选的场景。在相机快门按下的瞬间，久远的朝鲜族生活被复原。
在一条小溪边，母亲背对镜头坐着，水面上漂浮着几朵金达莱花——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将它们串起来固定住，远处的山陵像一座坟茔。“母亲兄妹九人，就剩她一人了，我想以此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怀念。”林炫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他是一位朝鲜族摄影师，专题作品《金达莱下的家族记忆》获得2025年第六届“故乡的路”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（以下简称“故乡的路摄影奖”）大奖。这是他第一次尝试“观念摄影”，边拍边学，没想到受到认可，“对我来说意义简直太大了”。
摄影师林炫臻在拍摄自己的母亲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《金达莱下的家族记忆》。（摄影师 林炫臻丨图）
“故乡的路摄影奖”由北京映画廊创办于2015年，旨在鼓励有纪实和创新精神的少数民族摄影人。每两年举行一次，每届评选出20名优秀摄影师，其中一人获大奖，一人获青年摄影师资助奖（以下简称“青年奖”）。截至今年，共有来自25个民族的一百多位摄影师获奖，他们很多是业余摄影师，用镜头观照自己民族的传统和生活，反思在社会变迁中的身份定位。
本届评委之一许知远在看完作品后，有种迫切想去边疆地区探访的冲动，“不同地域的风俗与风景带来的视觉冲击十分直接。当下视觉体验趋于单一化，这些作品恰恰提供了多元可能”。歌手老狼也是评委，窃喜于获奖名单有十几个和他初选的一样，“我这个不专业的评委眼光还不错”。
“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奖项，尊重人文精神和创作的丰富性，记录了民族演化的历史进程。”担任过多届评委的艺术批评家鲍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它非常公正，在今天这个环境中，能够守住已经是奇迹了。”
故乡的路摄影奖出版的作品集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“因为小而纯粹，所以大家都爱护它”
北京798艺术区七星中街上，一处有着落地玻璃墙的建筑，就是“映画廊”。不时有行人在窗外驻足，拍摄那只在书堆上午睡的猫。进屋后，一眼能看到门口书架上摆着历届摄影师奖的作品集，“故乡的路”主题贯穿始终。
画廊创始人那日松是蒙古族人，出生于呼伦贝尔市，上一年级时，因父亲工作调动，迁居北京。1991年，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毕业，被分配到《大众摄影》杂志工作，“周围全是高手”，看得多了，无师自通。到他2000年离开时，已是知名的摄影编辑和策展人。2006年，他成立映画廊，是当时少有的服务摄影艺术的专业机构。
工作过程中，那日松观察到，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成了摄影师创作的富矿。很多人开着大吉普，提着照相机，进村子里转悠几天，拍一些民俗场面、民族服饰，画面唯美，“充斥着华丽和矫揉造作”，其实并没有深度挖掘。他称此为“被污染的民俗摄影”，甚至一些少数民族摄影师也受到这种风气的误导。
2009年，那日松受邀担任首届大理国际影会策展人。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地，他也认识一些少数民族摄影师，便“借用他们的民族身份攒在一起”，策划了一个7人联展。取名字的时候，他想到自己离开草原后很少回去，“故乡”成了一个遥远的词汇。他很喜欢听约翰·丹佛的民谣《乡村路带我回家》（Take Me Home, Country Roads），于是取名“故乡的路”。
“故乡在任何一个人心里都像天堂一般，但这些天堂却正慢慢不再是自己的故乡。故乡还在，但我们已经失去故乡曾经给予我们的那些最美好的品格——诚实、快乐、尊严和爱。”那日松在展览前言中写道。
那日松在故乡呼伦贝尔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当时他就想创办一个奖，纠偏摄影风气，但需要资金支持，一直在等机会。2014年，经摄影家巴义尔介绍，他认识了一位企业家——福建人谢树峰，后者的很多产业在少数民族地区，对少数民族文化也非常迷恋，想“做些回报”，双方一拍即合。2015年，奖项启动，每届邀请5名或7名摄影家、文化学者、纪录片导演等担任评委，对投稿作品进行讨论和投票，评出奖项，大奖奖金5万元，青年奖3万元。同时每届都出版一本画册。
回头看，那日松觉得第一届的作品整体质量最高，很多人手上有成熟的作品。比如新疆维吾尔族摄影师艾热提·艾沙，在和田市文化馆工作，长期拍摄新疆人的生活。那日松曾看过他的照片，感觉“没有任何距离感，浑然天成”，于是主动邀请他投稿。这组名为《麻扎》的作品最后获得了大奖。“艾沙作为一个当地文化的拥有者，他是呈现给外面的人看，而不是外面的人往里看，这种状态很舒服。”文化人类学者朱靖江评价说。
投稿可以提交电子照片或洗印版，其中一套从日本邮寄来的蒙古族肖像作品，严肃厚重，引起了那日松的惊奇，“就好像这些人站在你面前一样”。作品采用大画幅黑白胶片拍摄、银盐印相工艺制作，这是一种古典的摄影技术，照片精度高，层次细腻。大家开始还猜想是一位旅日的蒙古族老先生的作品，后来发现竟出自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。他的名字叫德戈金夫。
德戈金夫的经历与那日松相似，他出生于内蒙古，3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，2004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摄影专业。他爱好广泛，同时也是一位民谣歌手，出过专辑。毕业后他曾进入影视行业工作，直到一次看到德国摄影师奥古斯特·桑德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的肖像，“特别震撼”，才把“照相”作为今后的方向。在“中国大画幅摄影开拓者”、清华大学老师冯建国的推荐下，德戈金夫决定“追根溯源”，直接去找冯建国的老师学——日本大学摄影系教授原直久。
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和备考，他于2013年顺利拜入原直久门下，成为其“关门弟子”，系统性地研习高品质银盐工艺。拍毕业作品时，他回到呼伦贝尔草原，邀请亲戚们穿上民族服饰，拍了一组大画幅肖像照，取名《草原照相馆》。
《草原照相馆》。（摄影师 德戈金夫丨图）
偶然中，他看到首届“故乡的路摄影奖”征稿消息，便将自己在暗房中制作的一套《草原照相馆》原作邮寄到了映画廊。这是他学习摄影10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，最后被评为青年奖。鲍昆认为作品“体现了一种非常认真、尊重的‘观看’”。映画廊之后出版的作品集，封面也选用了其中的一张。
很多投稿的摄影师，评委们没见过，也不认识，只看作品。每届也都有人私下和那日松打招呼，但行不通。“在我这儿不可能有任何的交易。”那日松说，“正因为它小而纯粹，所以大家都爱护它。”
“只要不是篡改，都是纪实的”
一个奖项的评选标准，会影响到创作者的趋向。故乡的路摄影奖推崇纪实，要求投稿是10至30幅照片组成的专题，有一定叙事性。在此基础上，如果摄影师能够表达一种鲜明态度，呈现出“观念摄影”的质地，更容易脱颖而出。获得第三届大奖的广西壮族摄影师罗金倩，她对故乡的反思至今仍不断被提及。
这个题为《六畜兴旺》的专题，每张照片上都有动物的存在，田里耕地的牛、万花丛中的矮马、砧板上待宰的猪、孩童怀里抱着的大红公鸡……但稍作留意就会发现这些动物是假的，是道具。“我想用‘假’的农耕动物代替田野里‘缺失’的真的农耕动物，以此表达农村所面临的种种困惑。”罗金倩说。
她的摄影观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。1992年，她大学毕业后，到柳州水泥厂（现鱼峰集团）做宣传工作。摄影是基本技能，她买来教材自学，也订阅《大众摄影》杂志，但没注意到编辑栏里有“那日松”的名字。她拍摄水泥厂的大窑、焊花，追求光影和唯美感，也获得了一些奖，后来看“并不是真正的纪实摄影”。
2016年初，罗金倩到北京参加“少数民族摄影人才培训班”，听专家介绍国内外纪实摄影作品，受到启发，“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”。也是在这里，她第一次知道故乡的路摄影奖。回去后，她直奔老家拍摄，投稿了第二届，但没有入选。罗金倩“有些挫败”，进入一种疯狂的学习状态，到全国各地听课、看展览。有一次讲座上，她听老师分析德国摄影师克劳迪娅·法恩坎帕的作品《盔甲》，蕴含了“缺席”与“在场”的辩证概念，突然有了灵感。
她的家乡在广西德保县都安乡，那里是喀斯特地貌，风景壮丽，曾有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，但在现代化进程中，传统耕作方式被农用机器取代。罗金倩想重建消失的故乡，她去网上购置仿真动物，一问价格，一匹马需要几万元，并且做得太真，没有错位感。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心灵手巧，老家庙里的雕塑都是他做的，就请父亲帮忙。父亲先用钢筋塑形，再用布料包裹，外面涂上腻子，拙朴又可爱。
《六畜兴旺》。（摄影师 罗金倩丨图）
罗金倩工作的柳州，距离故乡四百五十多公里，她利用假期回去拍摄。家人们帮忙把假动物放置在乡村不同的场景，同时当模特。前后用了八个月才拍完。编辑时，她给每张照片配上一句农谚做注释，图文之间产生了一种讽喻效果。
第三届颁奖仪式在贵州朗德苗寨举办。罗金倩包了一个车，把假动物们也运了过去。“马”就放置在她的作品旁边。当地村民正好拉着一匹马从旁经过，真马以为遇到了同类，凑过去叫唤，撩蹄子。那一刻，家乡的动物仿佛复活了。
第三届获奖作品在贵州朗德苗寨展出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很多摄影师和罗金倩一样，在投稿过程中调整创作思路。延边州朝鲜族人李龙俊是位资深摄影师，他从那日松的朋友圈中看到征稿消息，把一组朝鲜族民俗活动的作品拿去投稿，但落选了。“我就想我的编辑思路可能不对”，之后他又选了一组朝鲜族草房子的照片，再次投稿，获得了第四届优秀奖。
李龙俊拍摄草房子已有十多年，加起来有数万张，“延边的茅草屋差不多我都拍了”。他采用“一种档案式的拍摄”，有的屋子会去拍多次，从有人住到主人离世，到最后房屋倒塌。获奖的这组专题《魂系故园》，每张照片是一座正面矗立的草屋，远看大同小异，仔细观察又屋屋不同，像人的肖像一样。
林炫臻又是在李龙俊的影响下开始了观念摄影。他以前主要拍风光片，“我们还嘲笑那些拍纪实摄影的呢”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他拍了一组家乡铁路的照片，拿去给李龙俊看。李龙俊说拍得确实好，但缺少内涵的挖掘。林炫臻思考后，加入了“朝鲜族移民史”的主题，结果入选了连州国际摄影年展。从此他对观念摄影着了迷。
“观念摄影是主动摄影，但也是纪实摄影。只要不是去伪造、篡改，它都是纪实的。”李龙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林炫臻不再盲目上路，而是先想该拍什么。这个过程更艰难，戒烟多年的他“又捡起来”。偶然中，他发现了母亲保存的一张家族照片，关于记忆的灵感萌发。“记忆是现实捕捉不了的事，只能采取抽象的方式。”《金达莱下的家族记忆》的创作由此开始，他到处搜集道具，水瓢、石磨、瓦罐，上锈的钟表，唱戏的面具，“它们是人曾经生活过的痕迹”。
为了寻找合适的场景地，他两年开车走了4万公里。听说古典音乐可以启发编辑专题的叙事节奏，他买来经典专辑《红魔鬼》，汽车一启动就开始播放。跌宕起伏的旋律中，指挥家大植英次引导着乐队，也在指导着他。
林炫臻在自己的展览前，地上是他拍摄用的道具。（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）
“这条路是对的”
在通往故乡的路上，变化的不只是摄影师的创作理念，还有他们的生活。第六届故乡的路摄影奖，彝族摄影师施金宇凭作品《黑色的河流》获得青年奖。他今年29岁，早在第三届时就入选过优秀奖，那次也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。
施金宇的老家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，靠近成都方向，县城里汉族人比例高，他在成长中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更大。高考时，他远离家乡，去了位于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。学校里多是藏族或维吾尔族学生，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，民族特征鲜明。施金宇受到感染，决定重新认识故乡，他买了一台相机，制定了一个“巡拍凉山”计划。
2018年的大年初三，他坐上了一趟从凉山州越西县开往攀枝花市的绿皮火车，他不会说彝语，大家以为他是汉民，列车员看到他拿相机拍摄，就过来阻止。他不死心，第二年春节又去了。这一次，他不急着拍，就坐在车上观察，来回四五天，和列车员熟识了，信任也就建立了。之后他再拿出相机，记录车上那些鲜活的场景：年过半百的彝族老人贩卖食品；戴着红纱的新娘乘车去新的家；农民赶着牲口穿过车厢……完成了捕捉性纪实专题《穿行大凉山49年的“公交车”》。
《穿行大凉山49年的“公交车”》。（摄影师 施金宇丨图）
第三届颁奖礼上，他认识了罗金倩等摄影师，对摄影有了新的认知，“原来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”。他想继续学习创作，在2022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研究生。这是一次跨界尝试，本科他学的是俄语专业。
“在我人生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下，一个入围名额就像黑暗当中的一束星光，突然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方向，但是我又不确定，所以我朝它走了过去。在走的过程当中，我感觉到这条路是对的。”施金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研究生阶段，他继续执行“巡拍凉山”计划，走遍了凉山州的17个市县，创作想法也逐渐成熟。“先民从云南昭通出发，跨越金沙江的激流，北迁至这片神秘而古老的山地。”今天，彝族青年纷纷走出大山，凉山自身也在发生剧变，传统民居旁耸起了高楼，光伏发电板给大山披上了盔甲……施金宇拍摄过的绿皮火车仍然在开，以前列车员防止拍摄，现在发展旅游业，欢迎大家都去拍。
为了体现一种“流动性”，他以一个虚构的人为主体，在冬天诞生，一路成长，最后又在冬天死去。作品名叫《黑色的河流》，凉山彝族自称“诺苏”，意为黑色的民族，但照片中并没有河流，甚至没有一点水。“实际上是意象化的。”施金宇说。
最后一张照片是彝族火葬，现实中没法直接拍摄，他“导演”了一场葬礼。在村子里找了一块空地，等到一个下雪天，请村民们来参加仪式。俯视镜头中，一群人伫立在茫茫原野，一堆火在远处燃烧，有一种肃穆庄重的氛围。
《黑色的河流》。（摄影师 施金宇丨图）
拍摄是在2024年的冬季，第二年就要毕业，同学们都忙于找工作、考公，施金宇投入在创作中，压力很大，很多照片经历了反复调整与重拍。一次在勘景的路上，汽车打滑撞向山沟，差点发生意外。今天夏天毕业后，他没事干，有天想回生活过的兰州看看，就在下飞机等行李时，收到一条信息。他获奖了。
在评委鲍昆看来，用艺术的摆拍手法更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，是应该鼓励的，并且这样的作品还不多。他评价施金宇的作品：“利用适当的导演与纪实影像结合，巧妙地编织彝族古老传说的暗示与今天彝族略显拧巴的现实存在。”
德戈金夫同样也是因为获奖改变了人生轨迹。从日本的大学毕业后，他曾考虑留在日本工作。为了领取故乡的路摄影奖，2015年6月，他回了趟中国，开始在摄影界受到瞩目。接着，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邀请他担任客座讲师，教授大画幅摄影课程。“没有什么规划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。”
也是凭借这组作品，2016年他获得“国家艺术基金”的资助，开始了《新草原照相馆》项目的拍摄，范围扩大到巴尔虎、布里亚特、鄂温克等游牧部族。其间，他又考上了冯建国的博士生，成为同门“大师兄”的学生，从事跨学科的影像人类学研究。
“如果没有‘故乡的路’，我现在可能是另一种生活。”德戈金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目前，他已博士毕业，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。每次去798艺术区，他都要去映画廊转转，感觉就跟回家一样，“那是我‘出道’的地方”。
“摄影对我来说是补药”
获得故乡的路摄影奖的很多人是非职业摄影师，他们经验不足，也没有最先进的机器，只是出于兴趣和情怀将镜头对准了故乡。“这是好事。”鲍昆说，“他们没有那些摄影老手的痼疾积习，能够更真实、朴实地表达对生活的观看。”
云南拉祜族女摄影师钟明曦，本职是公务员，2016年回到老家村子，看到“简陋的木掌楼旁竖起了红瓦黄墙的两层安居楼房，城市化进程冲击着拉祜同胞的原始生存状态”，她用手机记录下她们的容颜和正在变化的生活场景。这组专题《云之谣》获得第三届优秀奖，也是唯一用手机拍摄的作品。
“她是用心拍故乡，打动人的就是照片的朴素和真实感。”那日松说，后来有国际知名手机品牌想找钟明曦合作，但她拒绝了，“她没想成为职业摄影师，她拍照只为她自己，为她的故乡。”第四届故乡的路摄影奖，钟明曦又凭借一组专题《消失的天际线》获得了大奖，仍然是用手机拍摄的。
第四届获奖作品在云南西双版纳展出。（摄影师 钟明曦丨图）
延边州朝鲜族女摄影师朴亨莲，2014年退休后想找点事做，选择了学摄影。“摄影对我来说是补药。”她说，背着相机到野外拍照，也是锻炼身体。她加入各种摄影群，听专家的讲座，“学一点，自己琢磨一点”。她不怕被人嘲笑，每年都向比赛投稿，觉得整理作品也是学习的过程，“不要就拉倒，入选了更好”。
有一此，她跟随本地摄影协会去给抗美援朝的老兵们拍照时，想起自己的公公婆婆也是老人，“为什么不关注家里的老人呢？”拍了几年后，她想整理出来做一个家庭相册送给子女们做留念。正好看到摄影群里发了第五届故乡的路摄影奖的征稿链接，就投稿了。她记得那是2023年6月份，她在走路时，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她中奖了，“吓一跳，简直蒙了”。
专题就叫《我的公公婆婆》，里面是两位老人真实而生动的日常：蹲在摊前买菜，紧盯着秤的斤两；双双翘着腿，躺在地上敷面膜；老头儿给老伴儿屁股扎针，老伴儿闭上眼睛，呲着牙……评委们认为作品“细腻绵密，又不失温度”。
《我的公公婆婆》。（摄影师 朴亨莲丨图）
朴亨莲所获的奖项叫“中国民族影像大奖”，这是第五届新增的一个奖。这一届调整了规则，允许汉族摄影师投稿，只要题材与少数民族有关即可。但最后入选的20位摄影师中，少数民族占13位，三个奖项也全由他们斩获。到下一届时，又恢复为只面向少数民族征稿。
“汉族摄影师在这里面很难竞争。”那日松说，“少数民族地区不是他们的故乡，采风式的拍摄，很难传达这种故乡的感觉。”
每届故乡的路摄影奖的主题海报，往往选择以往摄影师的一张作品来设计，第六届海报选取的便是第五届“青年奖”获得者达佤央金的作品——冰冷的雪地中，一个小女孩抚摸着一只藏獒的头，温情油然而生。
达佤央金也是非职业摄影师。她是藏族人，成长于青海省海西州，上学时在县城随父母生活，放假后去爷爷奶奶家的牧场，“一边痛苦地写作业，一边帮家里做些牧活儿”。大学时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，后来又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留学。回国后不久，疫情暴发，工作也不顺利，焦虑感随即袭来。2022年的冬天，她回到牧区，想“记录一次家里的生活”，就去甘肃一所学校当老师。
器材是几百元钱买的一台美能达胶片机，拍摄的形式也很随意，看到什么就拍什么。有一天下雪，亲戚带着侄女来串门，她准备给侄女拍照张，家里那只看似吓人实则温顺的藏獒也贴过来，她觉得很可爱，就拍了张合影。
“这张照片很粗糙，噪点太高，对焦也不准，但我永远喜欢它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《卡索》：侄女与狗。（摄影师 达佤央金丨图）
她把整理出来的作品取名《卡索KASO》，“卡索”在藏语里意为刀锋，延伸指山脊。达佤央金家的冬牧场就有一座名叫扎玛尔的山，牦牛放养在山上。去外地求学、工作后，她好多年没有登上过“卡索”。那次回到牧区，她像小时候一样帮忙干活，牵引小牛，生火，搬水……就在离开牧区的最后一天，她登上了扎玛尔山，在风中瞭望远处，感到“长大后的那些拧巴、挣扎都在愈合”。
很长时间里，摄影只是她的一个业余爱好。获奖之后，人生有了一条新出路，她开始正视自己创作者的身份。后来她搬到上海定居，能够通过摄影工作来稳定地生活，“交房租、水电费”，同时也尝试小说创作。
那个冬天之后，她再也没有回青海长期居住，但通往故乡的路一直在脚下，从没离开过。“在我精疲力竭时，唯一愿意落脚的树枝。”她这样形容故乡。
“消失和融合要迅速得多”
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关怀，少数民族摄影师在创作中记录了故乡的状态，更看到了人本身的变化。第六届优秀奖作品之一《额吉》（蒙古语中指“母亲”），是一组蒙古族母亲的肖像照，最年长的103岁，最年轻的也有80岁。她们穿着本民族的盛装，脸上满是岁月刻下的痕迹，却有一种古典的美感。
摄影师是蒙古族人哈斯其木格，她创作这组作品的灵感来源于，有一次给家里四代女性拍合影时，发现“额吉”的脸上有明显的族性特征，但在后人的脸上逐渐淡化，到了重外孙女脸上几乎消失不见了。
“一个民族的形成和成熟要历经几百上千年漫长的过程，而消失和融合要远比这个时间迅速得多。我想用记录蒙古族母亲的面孔和民族服饰来留住某些民族痕迹。”她在作品阐述中说。
对自身身份的审视，是少数民族摄影师创作的重要母题。在第四届评奖中，回族摄影师以绘的专题《“新”少数民族少女》就颇有余味。
以绘是她的本名，“以”是一个罕见姓氏，主要分布在广西桂林，以绘就在桂林师范学院美术系工作，教摄影基础课。几乎每个人第一次和她交流时，都会询问她的姓氏问题以及是否遵循某些民族习惯。但她自己的生活、穿着打扮与汉族并无差异，因此“常常会有身份和文化认知上的困惑”。
桂林又是个文化融合的城市，少数民族痕迹比较少，她很早就知道“故乡的路摄影奖”，却不知道拍什么去投稿。2020年，那日松到广西参加一个活动，在交流中告诉她，可以从自身出发，不一定要去拍民俗。
回到学校后，以绘询问自己的学生中哪些是少数民族，发现比例有30%，但平时根本看不出来。“她们跟我一样，生活选择更多出于自己的喜好和环境的影响，而非某种传统。”少数民族这个身份，只是出现在填表时的“民族”一栏里。
她邀请学校中的少数民族女生，给她们拍肖像照。穿上时装，个个明艳靓丽，是再典型不过的都市少女。这组照片的意涵和力量，都体现在标题中的“新”字里。“这就是她们现在的状态，跟刻板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”以绘说。
《“新”少数民族少女》。（摄影师 以绘丨图）
德戈金夫在成长过程中，也存在身份认同问题。在北京的时候，他认为故乡在内蒙古，但去了日本留学，又很想念北京，“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？”以前他会在简历上写“在北京长大的蒙古族人”，现在当有人问起时，他就说自己是“北京人，蒙古族”。
“我今年40岁，我才正式有了‘北京人’的这个身份认同。”他在北京长大，更习惯都市生活，拐角有便利店，晚上能去酒吧，“这个也不是我选的，我是被动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。如果我从小是在草原上生活，应该会热爱草原吧。”
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汉族，曾经让人“猎奇”的特征也在信息扁平化时代变得平常，未来的少数民族摄影还会存在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那日松觉得故乡的路摄影奖作为一种“社会学的记录文本”，目前作用还在，但未来“确实很难说”，“再过几届，也许意义真的就不大了”。
鲍昆拿画家高更的名作《我们从何处来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向何处去？》举例，这是人类无法忽视的哲学命题。“摄影的‘真实色彩’是表达和维护这一永恒话题非常有力量的媒介，必须坚持。”
摄影师们更关注在作品身上。罗金倩希望能创作出超越《六畜兴旺》的专题，这是很难的，“首先需要兴奋点”，她有焦虑的感觉。林炫臻今年65岁，转变摄影理念时间不长，也想多拍一些作品，但“一看年龄，快奔七十了，精力不够”。
沉浸摄影数十年，李龙俊拥有20个3T容量的机械硬盘，存的全是照片。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，思考用什么样的主题和方式来编辑。有些照片当时觉得是“废片”，重看发现是“宝贝”。“全身心投入进去是很享受的。”他说。